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主观方面：行为人必须明知是上述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认定，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资金的情况，交易行为的异常程度，以及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系等。
客观方面：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具体包括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以及通过典当、租赁、买卖、投资、拍卖、购买金融产品等方式，与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的方式，虚构交易、虚设债权债务、虚假担保、虚报收入等方式，买卖彩票、奖券、储值卡、黄金等贵金属等方式，赌博方式，“虚拟资产” 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以及其他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
自洗钱：为掩饰、隐瞒本人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洗钱行为的，即 “自洗钱”，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他洗钱：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是他人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洗钱行为的，即 “他洗钱”，同样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
当掩饰、隐瞒《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既构成洗钱罪，又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时，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若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行为，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第一百七十七条（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或者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帮助恐怖活动罪）规定的犯罪的，则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
认定洗钱罪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但存在以下情形时，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的；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因行为人逃匿未到案的；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因行为人死亡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但同时构成其他犯罪而以其他罪名定罪处罚的 。
洗钱罪，一般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此情形下，判处一万元以上罚金 。在一些情节较轻、洗钱数额较小且行为人认罪态度良好的案件中，法院可能会判处较轻刑罚并适用罚金刑。
洗钱罪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且具有多次实施洗钱行为；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 “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罚金 。二次以上实施洗钱犯罪行为，依法应予刑事处理而未经处理的，洗钱数额累计计算 。
单位实施洗钱犯罪的，依照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
行为人如实供述洗钱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积极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
2009年底，杨某与唐某认识后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于2010年11月22日非婚生育一子唐某某。尔后杨某在家照顾小孩，无工作无经济来源。2010下半年至2011年初，唐某组织陈某等人到沐川、邛崃制造共计60余公斤用于贩卖。唐某于2010年10月9日之后，陆续拿了640万元给杨某，杨某明知以上资金为唐某毒品犯罪所得，而帮其掩饰、隐瞒，其中，140万元用于购买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的住房一套，面积141.65平方米；80万元用于购买大众途锐轿车一辆；120万元及300万元分别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原审被告人沈某与原审被告人周某系夫妻关系，杨某系沈某之女，周某系杨某的继父。2011年1月至2012年7月期间，周某提供银行账户由沈某与杨某账户进行了6次560万元的相互转账。其中第一次是2011年1月31日周某在中国银行金某县南滨支行开户（账号12×××33）存款120万元，当天将该笔款项转入杨某账户（账号11×××21）；杨某于2011年3月28日转账50万元转给沈某（账号12×××03）；周某在2011年6月9日通过账户（账号12×××03）转账200万元转给杨某；杨某于同月10日在中国银行金某县南滨支行新开户（账号11×××06），尔后将账户（11×××21）上的金额4，276，751元转入新开账户，2011年7月18日杨某转账70万元给沈某（账号12×××03）；同月25日沈某通过同一账户将70万元转给杨某（账号11×××06）；2012年1月19日，杨某转账50万元给周某（账号12×××29）。2011年8月18日杨某将账户内的200万元取出（去向不明），同月22日杨某将账户内的资金306万元以信托投资的方式认购300万份（平安财富-鲲鹏七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将钱转往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0月30日杨某在其账户内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120万元。
2010年前沈某无银行账户。2010年至2013年10月22日，沈某通过多个银行账户大额资金存款36笔1，612.5万元，转账收入29笔1，874万元，取现及转账支出46笔2，951万；周某通过多个银行账户大额资金存款36笔2，840万元，转账收入62笔3，875万元，取现及转账支出112笔6，860万元；沈某、周某二人账户相互之间转账21笔，共计1，612万元，向兰某、谢某等亲友转款51笔，共计3，243万元。
另查明，杨某的房屋、车辆及理财产品已被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乐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中作为犯罪所得予以没收。
从2006年至2008年三年期间，沈某、周某有10个门市，3套住房，购买的房产价值（购买价）为2，988，478元。在案发前，沈某、周某承包过修路、建房等工程项目，开展过民间借贷业务。
关于周某、沈某巨额资金的来源及定性问题，法院认为，杨某明知唐某给其640万元来源为毒品犯罪所得，仍通过购买房产、汽车、理财产品的方式予以掩饰、隐瞒，其行为构成洗钱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原审被告人沈某、周某与杨某之间虽有相互转款的行为，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沈某、周某的资金来源于他人，认定沈某、周某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抗诉机关提出，沈某、周某构成洗钱罪的抗诉理由不成立。
本案中，在案证据证实，2010年前沈某、周某名下有多套房产和存款80万元，沈某、周某曾经投资修建过道路、房屋，开展过民间借贷业务。虽然上述事实不能充分证明沈某、周某与杨某三人之间频繁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具有合理性，沈某、周某对于大额资金的往来也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但也不能据此推定沈某、周某银行账户往来的大量资金不是二人所有，而是来源于他人。
另外，证人陈某证实的2011年，唐某到老丈人处拿过几百万元来买制毒原料，途中唐某的老丈人出了交通事故的内容。刘某的证言及维修清单仅能印证发生车祸是事实，陈某该证言的其他内容没有在案证据相印证，为孤证。因此，原审未采信刘某的证言是适当的，更不能据此认定沈某、周某明知唐某在制贩毒品，且资金来源于制贩毒品。证人易某的证言证实的唐某支付熊猫金币价款的事实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认定该金币是唐某购买。故原判对易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因此，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沈某、周某银行账户往来资金来源于唐某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沈某、周某构成犯罪。
被不起诉人程某某2013年5月进入某某公寓工作，任某某公寓总经理，2017年8月，因程某某女儿在北京银行南昌分行上班，需要完成存款任务，程某某找到某某公寓董事长章某甲帮忙，章某甲让程某某办理一张北京银行的银行卡（卡号****************），并将该卡交给某某公寓财务部保管，某某公寓先后在该卡存入人民币1000万元。2018年11月该卡存款到期后，程某某到某某公寓财务部要求将该卡取回，但财务部告诉他该卡上还有一些账没有处理完，并要求程某某将该卡办理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的POS机交某某公寓财务部使用，2018年12月下旬，某某公寓财务部将该卡归还程某某。
经江西中达会计师事务所司法鉴定，自2018年11月8日至2018年12月18日期间，该银行卡使用POS机刷卡收到会员会费及房费10856962元，用于支付会员会费及利息等开支。
程某某洗钱罪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决定对程某某不起诉。
被不起诉人程某某未有在某某公寓社工部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其开设的户名为程某某的北京银行卡主观动机为帮助自己女儿完成存款任务，该卡按照章某甲的指示交由某某公寓的财务部保管，后财务部按照章某甲的授意使用该卡预收养老服务费，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程某某有帮助某某公寓掩饰、隐瞒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主观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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